1929年2月19日，以李宗仁为主席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本兼各职，任该省政府委员何键为主席，并派兵将鲁逐出湖南。3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下令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分兵进攻武汉，正式爆发了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南北统一后的首次大规模内战，即通常所说的“蒋桂战争”。
一 “湘变”与讨桂战争的爆发
讨桂战争爆发，原因复杂，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历史恩怨为其重要原因之一。1927年8月上旬，桂系趁蒋介石北伐落败之机，逼其下野，可说是蒋与桂系结怨最深的一次。当时，蒋因在徐州被直鲁军击败，表示要引咎辞职，他“召集会议讨论，吴稚晖主张挽留。而何应钦、李宗仁则以蒋之辞职，由于自愿，主不必留。白崇禧且对吴之主张，大不谓然，勃然见乎色”。在桂系诸将与何应钦的坚持下，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3日宣布下野，这件事在蒋介石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因此，当他复职后，就主“即解决何应钦兵权，钳制李宗仁、白崇禧”，“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动武的意思，而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和平“削藩”策，即冯玉祥所说的蒋介石“坚决主张以师为单位”的编遣全国军队的办法。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北伐战事刚刚结束，国家满目疮痍，人民普遍渴望有一个和平环境来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稳定民生，任何人于此时此刻发动新的内战，都将是自召民怨的不智之举。因此，如前所说，早在1928年7月12日，蒋介石就在北平提出了《军事整理案》、《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等整军方案，并迫使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三大军事集团领导人在文件上签了字。而李、冯、阎等人肯于在文件上签这个字，也是因为他们懂得“现在人民恶战事甚于恶蒋”。“东北易帜”，南北统一后，蒋介石于1929年1月1日至25日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经过激烈争吵，17日终于通过《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十七条。这是一个绝对有利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而不利于桂系及其他集团军的编遣方案。它全面施行以后，不仅各集团军先前享有的委派人员、调动军队的权力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收归中央政府，而且军事实力也将远逊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军。蒋除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的海军外，还拥有第一及中央直辖部队两个编遣区总计二十二个师的陆军，其他各集团军则至多不过十一个师，仅为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一半。据训练总监部部长何应钦说，截至1929年3月27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时，蒋介石中央政府军中的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独立旅、三个炮兵团、一个交通团，约24万余人；中央直辖部队共编为十二个师、两个步兵旅，约22万人，总计46万余人。而缩编后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却只有十三个师，约23万人，刚好是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二分之一。由此看来，蒋介石的和平“削藩”策，正在稳步推行。桂系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决心武力抗蒋。
1929年2月19日，桂系不顾全国编遣会议刚刚通过的《程序大纲》的有关规定，利用行将裁撤的武汉政治分会，议决改组所辖湖南省政府，并密令叶琪、夏威两师入湘解决鲁涤平、谭道源所部武装。21日，武汉政治分会如实电明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各委员，由于鲁涤平对所属武汉政治分会的“指导监督”“任情阻抗”，经该会常会议决，已免其本兼各职，所遗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改由该省政府委员何键继任。同日，李宗仁托词治疗目疾，秘密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入湘桂军夏威部李明瑞旅、叶琪部杨腾辉旅进驻长沙，鲁涤平率部走平（江）、浏（阳），后退入江西。22日，叶琪率部攻常德谭道源部，李明瑞、杨腾辉旅移师浏阳、醴陵，追击鲁涤平部。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湘变”。
值得一提的是有迹象表明，对于“湘变”，蒋介石事前是有所闻的。据当时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报道，“鲁涤平出走情形：二十日夜半，鲁接下游电告，谓湘局已无法维持，请其速即通电下野。鲁得电后，即通知省府委员暨湘省军事长官，定于二十一日上午七时召开紧急会议；一面令驻省所部，预备开拔。七时许，鲁率马弁多人，由南门外祝威岗私邸，赴省府会议。旋闻李（明瑞）、杨（腾辉）部队已距省垣甚近，形势紧急，乃中途折回，径率师部直辖部队，及戴岳旅全部，仓皇出走，由东屯渡向浏阳退去”。此报道应该说是可信的，有鲁涤平自己的谈话为证：“在上月二十日下午已接到武汉方面进兵警报，当时部下群情愤激，余以湘省几经蹂躏，剀切晓谕……并表示欢迎何键来省主持湘政。二十一日七时，武汉兵到，本人即率所部两团退出南门，即假水道来京。”两相比较，说鲁涤平事先接到了“电报”是共同的，不同的只是一说“二十日夜半”，一说“二十日下午”；前者直说电报来自“下游”，后者未明言。至于鲁涤平接到电报后，未组织抵抗便主动退去，则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情况表明：蒋介石虽事前知道了武汉的“进兵警报”，但并未要求鲁涤平组织抵抗，而是要他“通电下野”，主动撤退，采取了先礼后兵的隐忍态度。
“湘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湖北此举，破坏中央威信成分不小，倘中央不能制止，则地方割据之形势立成”，“为维持中央威信计，断难照准”。但仍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努力，用蒋介石的话说，“中央当以最大努力，避免军事行动”。冯玉祥也证实“自湘事发生，中央宽大为怀，促其反省，当时曾迭电垂询玉祥意见”。2月24日，蒋介石偕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亲赴上海，与李宗仁会商解决办法，希望李与中央保持一致，李也答应了蒋的要求。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一百七十七次会议，讨论武汉政治分会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委员案。会议认为武汉政治分会此举与“修正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及编遣会有关决议相违，应派监察院长蔡元培会同国府委员李宗仁切实查明，以凭核办；至双方军队应各驻原防，不得自由行动，另派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与中央编遣区主任何应钦会同秉公彻查具复，听候编遣委员会核办”。为顾全大局，会议还对武汉政治分会前次所议略予迁就，议决湖南省政府主席暂由何键代理，并于3月2日发表正式任命令。会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李济深，促其即日赴汉彻查“湘变”缘由。3月7日，针对社会纷传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决意用兵一事，蒋特地致函李宗仁，解释说：“武汉自兄来京后，领导无人，中央因鞭长莫及，几等于无，而兄之命令，亦不能有效”；“中央为防范计，且为威信计，皆不能不调度军队，作正当之护卫……决不愿轻启战端，只要于威信不失，则余事无不可从长计议。”这封信清楚表明蒋介石虽然在备战，但还是为和平解决“湘变”留有空间，他强调“调度军队”，目的在“防范”，是为了“正当护卫”，他“决不愿轻启战端”，只要中央威信不失，余事无不可从长计议”。也就是说，如果桂系“能具‘就事论事’之精神，以中央决议为最后之判断者”，能给蒋介石中央政府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起码也可暂时避免。
对于和战问题，“湘变”之初，桂系内部的意见不尽一致。李宗仁虽反复声明他“始终为拥护蒋主席完成统一之一人”，表示当与中央一致，但事实上他坚持认为武汉政治分会“处置鲁（涤平）部，实出于拯救湘民、安戢地方之至诚，毫无个人权力杂于其间”，何况这类“整顿内部，消除隐患”之事，其他各集团军已早“有不少先例”，极力为“湘变”辩解。他公开指责蒋介石为“湘变”这样的“局部细故，劳师动众”，甚至将裁兵公债移作战费，并于3月8日宣布辞去国府委员一职。他还大拂蒋意，极力阻止李济深前往南京，显然属于主战派。白崇禧远在平津，但据蒋介石情报系统“确报：一、湘事未发生前数日，由奉开来北平机车十数辆，现集中唐山；二、唐山部队束装待发，开拔费已支给；三、据日本人消息，白有要求该部通过济南之消息”。由此看来，“湘变”的发生，并非白崇禧后来信誓旦旦所说：“今天当真主面前可说我毫无所知。”否则，何以解释他在“湘事未发生前数日”，便采取了调集机车十数辆，集中唐山这类遥相呼应的举措？不过，“湘变”之初，由于对蒋和战态度判定不明和自我准备不足，他暂时没有采取积极主战的态度，可说是个“‘谋定而后动’者”，“主张桂系应该镇静处之，不可冒动”。3月5日，他复电李宗仁说：“对介公所提条件……此次我方政略、战略均处于不利地位，不如暂时忍耻接受其条件，然后将北方各师以编遣为名，调回武汉，整理两湖。第一条件则不成为重要问题，概可承认。至于第四改组两湖省政府，应须得我方同意，亦无不可。请迅速表示，以免夜长梦多，否则一旦决裂，我方兵力南北分离，未必能操胜算。”直到3月8日，李宗仁公开通电辞去国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决心与蒋一战时，他才改变态度，开始与李宗仁等谋划对蒋作战的军事部署，表示：“将来我方主力似应用大江南岸，进可以直取江宁，退亦足以占领湘赣，与粤方紧为衔接。”至于“湘变”的实际发动者胡宗铎等人更是表现强硬，毫不让步，不但明确表示他们对湘事的处理，与政治分会条例没有抵触，而且拒不执行国民政府下达的双方军队各回原防，不得自由行动的命令。3月4日，以上命令已下达五天，入湘桂军叶琪部仍在益阳继续进击谭道源部，并于5日进驻清水潭。13日，又过了九天，叶琪部还在攻击前进，占领常德，迫使谭道源退守湘西桃源、大庸等地。但是，3月16日，胡宗铎等人却致电胡汉民、李济深，专责蒋介石调集皖、赣境内各师，向长江上游进兵，“显无和平诚意”，并请示胡、李二人，如蒋军“窜入湘鄂境界，职部是否应迎头痛击，以保中央威信之处”。其对抗到底的决心，暴露无遗。
蒋介石看到胡宗铎等人已不把他视为“中央”政府的代表，知道战争已不可避免，其“发电之日即密令动员之时，日内必实行向中央各师袭击，而冀以迎头痛击之词诬指中央为戎首”。他一面命令叶琪等“迅即遵令停止军事行动，克日退回原防，毋得故违，致干法纪”；一面加紧部署军事，令所部各师迅速完成战前准备。3月26日，蒋介石最后下达讨伐桂系令，称“此次逆谋实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预有共同计划之叛乱行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讨桂战争正式爆发。
二 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与武汉之战的胜利
蒋介石虽一度希望和平解决“湘变”，但丝毫没有放松战争准备，因其一贯的策略就是“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他甚至更希望或者说更习惯于战争解决问题。2月26日，“湘变”发生不过六天，蒋就以长江上游形势严重，密令所部第一集团军第一师师长刘峙（驻徐州）、第二师师长顾祝同（驻蚌埠）、第四师师长缪培南（驻山东兖州）、第八师代理师长朱绍良（驻庐州）、第九师师长蒋鼎文（驻新蒲）、第十师师长方鼎英（驻南京）、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驻芜湖）、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驻江苏泰州），准于3月3日前完成出师准备。次日，又亲电朱绍良，命其注意探访开封政治分会所辖“鲁（山东）省府行动”，出师所需挑夫“应在江西派人预招，不可在鲁招夫，免泄秘密”。蒋介石的秘密备战活动就此拉开序幕。
3月2日，蒋确定讨桂军由他亲自任总司令，由何应钦任总参谋长，第一军军长为刘峙，辖第一、第二、第九十三师；第二军军长兼第八师师长为朱绍良，辖第八、第十三师及独立第一旅；前敌总指挥兼第三军军长为朱培德，辖第四、第七、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八各师；总部直辖骑兵第二师；总预备队为第六、第十、第四十八师及炮兵团。次日，电令各师向皖鄂、赣鄂边境开拔。南京市公安局也自是日起开始为出征部队征夫。15日，蒋介石为表示严守编遣会议决议，通电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但暗中又指示朱培德“赶速秘密成立”“总指挥部”，并严令“勿必通电，以照缩编会议决议案，各总司令、指挥及其集团军名称须于本日取消也”。
为取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自始就严禁出征各部队拉夫扰民、诈欺钱财，更不许其假借罪名，滥杀无辜。3月6日，他电饬各师团长：“各部队拉夫并严禁之，否则，即应由各师长完全负责。近闻杭州、扬州竟有拉夫事实，以败坏本军名誉，殊出意外。此次各部出发应如在粤出发时以不拉夫、不住民房为革命军之标识，万勿自坠名誉，失却国民同情也。”3月10日，他了解到方鼎英、曹万顺等师确有不守军纪现象，除再次予以制止外，还提出了由南京市政府统一解决各部所需挑夫问题。对民间助逆嫌疑者的处置，蒋介石也坚持要有事实，不能捕风捉影，鲁莽行事。3月22日，刘峙电告总司令部，鄂东人民自卫团有助逆嫌疑，拟予以缴械以免顾虑。他复电指示：如确有助逆行动者即予照办，否则慎重，以免引起人民重大反感，失却人心。这些事实说明：蒋介石对良好军纪在争取人心，夺取战争胜利方面的意义与作用，的确是十分清楚和重视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特地成立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作为他的军事情报机构。这是一个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特殊组织，其任务主要是做“侦探、间谍”，蒋亲笔“训示”这个组织的“要素，约有数端：一、极端秘密；二、迅速灵敏（无论调查、报告）；三、忠实勇敢。必如此方能尽其责任，亦方能为本会之会员也”。尽管迄今尚不清楚这个组织的人事构成和具体活动，但可以肯定，蒋介石此次讨桂战争的胜利，不可能与此组织无关。
此外，蒋介石还从分化敌军、争取友军两个方面积极展开秘密备战活动。在分化敌军方面，因“桂系军力当时分驻在两广、武汉、唐山至山海关三个重点”地区，蒋介石采取了“粤、汉、津三路并进，使之首尾不能相顾”的策略，“对粤则为诱捕李济深，使桂系老巢陷于孤立。对华北则使唐生智出马，抓回其旧部，使白崇禧仅以身免。这两路配合俞作柏在武汉的策反活动而收分攻合击之效”。
李济深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同为广西人，虽长期在广东统兵，任第八军总指挥及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但素与李宗仁等友善，互为奥援，确是蒋介石西取武汉的一大威胁。为消除这一威胁，阻止两广桂军救援武汉，蒋介石一面加紧拉拢李济深所部陈铭枢等将领，一面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屡电李济深北上入京。2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早已任命李济深为参谋部长为由，电促其回南京任职。27日，又如前所说，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派其会同蔡元培等人彻查“湘变”，并电促其即日启程。李济深接电后，公开表示：“各总司令相率离京系回去办缩编，绝无别事，余约一星期内晋京。”3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核定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人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李济深等人准备北上出席三全大会。次日，蒋介石密电陈铭枢：“如任潮兄未起程来京，则兄万不可离粤，更不可派人代理职务。”李济深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此时已与陈铭枢联为一气，暗中监视着他的行动。因此，他仍按计划于11日经港到达上海，并在会晤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后语记者：本人担保汉口方面现在决无轨外行动。13日，李济深听信吴稚晖等人“蒋先生以人格担保”其安全的诺言，不顾李宗仁对其入京“必被扣留”的警告，怀着“以国事为重”和“跳火坑的精神”，与蔡元培、吴稚晖等五人一起到了南京。21日，即被蒋介石软禁于汤山。李济深南京被扣后，第八路军独立旅旅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公安局长邓世增等人一度欲推桂系黄绍竑为第八路军代总指挥，举兵抗蒋，但很快被早已与蒋介石暗相联络的陈铭枢等人化解。30日，陈铭枢、陈济棠、陈策、蒋光鼐、蔡廷锴发表联名通电，声明粤省军队为党国所有，不能供一派一系之指挥驱策，其有谋不利于我粤而牵之入战争漩涡者，则为粤人公敌。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广东第八路军的全力支持。
对于蒋介石西取武汉来说，阻止两广桂军北上固然重要，而解决河北白崇禧部南下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河北白崇禧部不仅可以沿陇海铁路—平汉铁路增援武汉，还可沿津浦铁路威胁南京的安全。所以尽管白崇禧屡电主张和平，蒋介石仍对他及其所部唐山部队的行踪十分注意。3月3日，他电北平李石曾：“闻白健生（白崇禧）已回汉，确否？请代探询其复。”16日，电示驻奉天（今沈阳）代表方本仁：“请设法派探常驻唐山，令其每日报告军情。”同时借张群名义亲电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濬：“万一唐山部队由津浦路南下，我第三集团军应在天津附近集中兵力，阻止其南下，并详报奉天白之真意为要。”17日，再电何成濬：“请查北平天津电局将白健生发出电报底码从速检来带京，并请该两处无线电台将白发出或各方致白电报接收速即电京，以便翻译。尤以其谊密与联密两码之电，须格外注意速寄也。”为争取白崇禧部反正，蒋介石首先想到启用下野年余的昔日劲敌唐生智，因为白崇禧主力李品仙、廖磊等部均系其北伐时期旧部，且将士多为湖南人。蒋一面命龚浩到白崇禧军中活动李品仙等反正，一面密派刘文岛与寓居上海的唐生智联系，要他出山接长李品仙等旧部。但受蒋严密控制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却故意放风说：“自胶东事变发生，各色失意军人与匪联结，密谋淆乱，已迭见报载，张宗昌既抵烟台，图谋反动。而又传唐生智突于昨（二十二日）日轮秘密来津，匿屋英租界某处，行动极为诡秘，外人鲜有知者，刻津军事当局，正在加意防范中。”把唐生智伪装成和张宗昌一样欲“与匪联结，密谋淆乱”的“失意军人”。事实上，唐奉命抵天津后，“即派亲信邓长庚去唐山进行联络。李品仙得讯，也派朱武彝、杨绩荪去津晤唐。信使往还，络绎不绝……其中只瞒了一个白崇禧”。随即，一个“打倒桂系回湖南去”的口号便传遍了唐山军营内外。据当时报载，“天津客车满贴：（一）欢迎东山再起的唐总司令；（二）唐生智是总理唯一信徒；（三）欢迎劳苦功高的唐前总司令等语。署名为五十一、五十三师，一百五十一旅军官讲习所。系通过唐山时驻军所贴，开平、洼里各站亦然”。此外，发放军饷也是蒋介石左右白部的重要手段。他先是命令“何成濬停发白部军费”，继又电何：“如唐山北平之白部能早日逐白，宣言归中央后，则政府可发其一月之饷，以后月饷当由政府担任也，请速进行。”其间，蒋介石先后嘱财政部长宋子文汇款何成濬100万元，其中50万元归何直接支配。在唐生智、何成濬的运动下，李品仙等人于19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愿“追随左右，拥护中央”。20日，唐生智由天津赶赴唐山，李品仙、廖磊等人通电声讨白崇禧，所部重归唐生智节制，成为日后蒋介石讨逆军第五路军。在此之前，白崇禧见部队失控，大势不好，已于3月16日通电辞去第四编遣区主任与三全大会代表，自天津塘沽秘登日轮，直航日本门司。而蒋介石不知“白鹤”已去不复还，迟至18日才密令何成濬“对白务使拘捕，并可悬赏若干”。白崇禧虽未捕得，但河北白崇禧部的威胁总算解除了。
利用驻汉桂军内部桂籍与非桂籍军人的矛盾，争取桂籍军人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是蒋介石分化敌军的又一关键步骤。武汉夏威、胡宗铎、陶钧三军，其中夏威为广西人，胡宗铎、陶钧为湖北人，是以有桂籍与非桂籍军人之分。蒋介石初曾以湖北人暗中游说胡、陶脱离桂系，岂料胡、陶不但不感“知遇”之恩，反而据实报告了李宗仁。后蒋通过与李宗仁之弟李德辉有留俄同学关系的郑介民了解到，胡、陶利用地方财权，在军饷分配上每每厚此薄彼，以“客军”待夏威部，引起夏威部“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不平，便密派李明瑞韶关滇军讲武堂同学周伯甘赴汉晤李，促其“阵前倒戈，叛桂拥蒋”。但李明瑞表示要听他表哥俞作柏的意见。蒋于是复派俞作柏至汉，最后说服了李明瑞等人。后来，李明瑞、杨腾辉果然如约行事，蒋介石十分满意，说：“李明瑞反正向义，其志可嘉，以后更觉主义之不可假借，军阀或有所顾忌矣。”
在争取友军支持方面，蒋介石虽曾联络长江上游刘文辉川军前后夹攻武汉，但重点却放在联络北方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各军事集团上，而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尤为重中之重。因为冯不仅领有与湖北接壤的河南省，且控制着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其向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如此，连远在柏林的驻德公使兼驻奥地利王国全权公使蒋作宾，都在为冯玉祥的态度牵肠挂肚。他在1929年3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内传来极不好消息，冯（指冯玉祥）派不出席代表大会（指国民党三全大会）。”28日又记曰：“南京来电，冯之态度已明，愿加入讨桂。”4月1日再记曰：“连日各报纷载，蒋介石亲至武穴附近督战，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态度仍不明。”蒋作宾日记所及，唯有冯玉祥，若阎若张，不及一字，说明冯的举动，的确是当时蒋介石及其支持者关注的焦点。
蒋介石既以联冯为重点，投入自然也较阎、张为多，不但“每月至少发五十万，或者八十万至一百万……前一个月甚至发到一百五十万元”，为阎锡山50万元的三倍，且特派邵力子为专使，常往河南辉县百泉、华山冯玉祥军中，请其“赴京、出兵，以保行政院正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但是，就实际效果而言，恰与蒋的投入成反比，首先表态支持蒋介石讨桂的并不是冯玉祥，而是张学良。从现有资料看，张至迟3月19日前已向蒋表明了拥蒋讨桂的态度。紧随张学良之后拥蒋讨桂的是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3月22日，他专电蒋介石表示反对李宗仁、白崇禧。第三个表态的则是阎锡山，3月29日，他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说：“锡山素以拥护中央，维持和平为职志，遭兹事变，义当整饬所部，静候命令。”惟有冯玉祥却迟迟不肯明言拥蒋讨桂。3月6日，他借口“患神经衰弱等症，手足均肿”，告诉衔命而来的邵力子，“一时实难应命赴都也”。次日，又要邵转告蒋介石，他“三五年内，亦应出洋游历，实际考查各国政治社会情形，以为改造中国他山之助也”。一天之后，甚至当着邵力子的面，直言蒋介石西征武汉之非，认为自己“令官兵为民挖渠……较之内战相残，徒以国家人民供牺牲者，胜过万万矣”。
正因如此，所以蒋介石在继续联冯助己的同时，又对冯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3月17日，蒋得知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部“二万五千余人”，奉冯玉祥之命拟由“杨村、廊房、霸县一带”，“开往徐州、兖州驻防”，蒋立即以张群名义电示何成濬设法阻止。23日，又命徐州毛秉文师增派专探，严密监视陇海东段战略要地砀山、归德一带，每日通信报告该地近状，说：“陇海与津浦两路紧要，务盼兄时刻注意。”稍后，为防止冯玉祥所部自平汉路南进，又密令何成濬秘集重兵于石家庄，“以防万一”。在蒋介石的利诱威逼下，冯玉祥长期处于举棋不定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觉得蒋“对我军感情甚佳，倾向者亦颇众”，“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艰”；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不惮敛天下之怨，而党权亦一人独握，纵能战胜桂派，吾恐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在，殊令人不无怅怅耳”。直到3月28日，才为“情势所迫，不得已权行”答应邵力子“我方可出兵十三万，留十四万维持地方治安”。30日，正式电蒋：出兵讨桂，“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
南北各方讨桂态度的明朗化，大大加速了蒋介石的战争步伐。3月26日，他在明令申讨李宗仁等人的同时，任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何键为第四军军长，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27日电示朱培德务必“注重于通城、大冶、兴国（今湖北阳新）方面之逆军，其主力或即由该方面进攻我武宁、瑞昌……希令各师长速到前方严密戒备，以待二十九日第十师集中瑞昌，然后齐头并进”。同时命令方鼎英“九江登陆后，请即向瑞昌集中，对兴国方面警戒搜索，限二十九日以前到达瑞昌”。其间，他还亲自出面坚持启用昔日劲敌张发奎，一面向陈铭枢等人解释：“向华（张发奎字向华）表示绝对服从，且不愿负任何名义，并宣誓决不回粤，中（正）可负责担保也。”一面电令方鼎英等人欢迎其回第四师任职，他说：“刻命张向华兄回第四师指挥。彼对讨桂具有决心，且拥护中央甚诚，请兄等以个人名义，一致欢迎，并请其指挥各师，以坚其志，则于作战更能奏效。希照办。”28日，蒋介石下达全面攻击令：一、以主力略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攻击长岳路，期于两广逆军未到前歼灭武汉之敌；二、第一路以主力向岳州、蒲圻间进攻，一部向长沙前进，威胁逆军退路；三、第二路限4月3日前击破当面之敌，然后以主力经黄陂及沿江前进，限5日前到达武汉附近，与第三路协力攻取武汉，以一部渡江策应第一路军作战；四、第三路限4月5日前分经襄阳、武胜关，到达武汉附近，会同第二路主力攻取武汉。
战争的实际进程，远比蒋介石的预料为迅速与顺利。28日当天，第二路军占领武穴，抵达广济。30日，攻克罗田、蕲春，敌退阳逻、黄陂。4月1日，再克黄冈、麻城。同日，蒋亲至黄冈督战。他一面电令方鼎英“夏威部已于艳日（29日）移至江北，其主力在击破我江北之主力，而江南岸只有叶琪与程汝怀部，其力甚微，请协同第四师速进占领咸宁、蒲圻，即进取武汉为要”；一面电告宋子文：“哲生（孙科字哲生）介绍之美飞机，以十万一千美金千（衍字）售，先付二万五千美金为定银，余数三个月后还清。请兄直接速付定银与该美人，并令张静愚（航空大队司令）将其中之水机从速□早飞来，如候至虞日（7日）则无用矣。”在蒋介石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胡宗铎首先动摇，于4月1日晚派出和平秘使，请求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态度强硬，表示：一、“可停止进兵；二、但要胡宗铎先就编遣特派员职；三、派重要人来接洽，潘宜之（武汉市长）如愿来，亦不拒绝。”4月2日，双方主力激战于五通口、新洲、碾子岗、黄陂一带，蒋急调徐源泉师增援，令其4日晨开到团风。
在此关键时刻，临时代替突发喉疾的夏威为前线总指挥的李明瑞，果然不负蒋介石厚望，信守当日诺言，在黄陂“率领夏威部”，离开战线，“撤至孝感，张贴打倒胡宗铎、夏威、陶钧等标语”；并于3日与杨腾辉发表联名通电，表示“誓以至诚拥护中央”。紧随其后，何键也宣布就任湖南编遣特派员及讨逆军第四军军长职，电劝夏威、叶琪等人下野。蒋介石乘势指挥各部全面出击，扩大战果。他命第二路军第八师由茶棚冈西进，骑兵旅向长弘岭、高阳桥西北地区搜索前进，第一师由罗家田经长堰攻敌右侧背，占领黄陂，截敌归路，第九师相机策应第一师；第一路右翼军以第四师经通城趋咸宁，第十一师经通城以北地区向贺胜桥，第十师经金牛镇直捣纸坊，然后合攻武昌、汉阳，接应江北第二路军；陈绍宽海军继续进攻刘家庙。4月4日，蒋乘舰抵达鄂城，以海陆空军总司令名义发表《告第四集团军将士书》，声明政府不得已而用兵，但“惟知严惩祸首，绝不牵连各将士”，希望各将士“服从中央，严守纪律，静待后命”。在蒋介石的军事攻势与政治利诱及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的影响下，胡宗铎、陶钧所部更加动荡不安，“罗霖最先反正”，门炳岳、危宿钟旅继起于后，全军顷刻土崩瓦解。胡、陶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匆忙撤离武汉，率残部向鄂西退却。4月5日，蒋介石“兵不血刃，时不兼旬”地占领了武汉。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吴铁城的临时动议，以全会名义对蒋介石的讨桂“劳绩”表示敬意。
三 攻防结合与征桂目标的实现
蒋介石占领武汉后，并没有就此止步，因为他还有更高的军事目标，即彻底消灭桂系的军事实力，夺取其最后的根据地广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直捣其巢穴”。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决定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以根本铲除桂逆”，其中湘军为讨逆军第四路军，由何键任总指挥，粤军为第八路军，由陈济棠任总指挥，滇军为第十路军，由龙云任总指挥，并随即开始了紧张的备战活动。4月12日，他电召何键到武汉“面商攻桂及编军问题”，决定“约编三师，以吴尚、周斓、刘建绪为师长”。14日，又命何键选派所部二十个团以上兵力，于月底集中桂边，5月1日开始攻击。15日以前占领桂林，然后向柳州前进；命龙云选派所部十二个团以上兵力，限5月20日以前集中广南、剥隘一带，30日以前占领百色，向龙州、南宁前进。对于粤军，因其内部意见分歧，陈济棠主暂取守势，而蒋光鼐、陈策等人力主积极进攻，蒋介石密电陈铭枢：“粤中将士征桂既不一致，强之反召分裂，可只可缓和，以资团结。但须知此种心理，即为亡粤之根性，并知桂题不决，则粤必亡。此时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不容稍缓。”他告诉陈铭枢，他已“与湘何键、滇卢汉面定计划，决于本月底湘滇兵力集中桂边，桂逆必知，待其移兵防备湘滇之时，粤当出兵协同海军，以占领梧州，直趋南宁。如粤中真不能出兵，则决以朱绍良、方鼎英、李明瑞、杨腾辉各师由海道运粤而加之，以蒋光鼐等忠勇之师协同陈策海军直捣其巢穴，亦绰有余裕……如伯南（陈济棠）反对此举，则事先不必与其明言，届时彼当赞同也”。而对陈济棠，蒋介石要求他选派十八个团以上步兵，加上海军、空军，于4月底集中肇庆附近，5月1日出发攻桂，15日以前占领梧州。为满足龙云解除贵州周西成扰其后方的要求，早在4月10日，蒋介石就电令贵州籍人士、交通部次长李仲公“速电周西成，请其即日表明态度，共同讨桂，并派员来汉协商”。后来，又要求新任讨逆军第七路总指挥刘湘以川军赖心辉部协助龙云监视周西成的行动。4月23日晚，蒋介石为攻桂问题亲赴湖南长沙，与何键作最后部署，决定将湘、粤、滇三路攻桂时间分别延后五至十天。5月3日，他电令陈铭枢、陈济棠“如期攻桂，以免后患”，并告知“中央决定调黄绍竑来中央候用，而先以吕焕炎为广西特派员，伍廷飏代省府主席，视其以后内部如何变化也……总预备队如必要时，则可调李明瑞南来”。其所派代表邱文、廖武郎也于同日抵达广州，以所携蒋之密令促陈济棠速就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
与此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扫除征桂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对退守鄂西的桂军残部更是穷追不舍，毫不放松。当时，退守鄂西的桂军尚有胡宗铎、陶钧、程汝怀三个师，叶琪师的一个旅，夏威师李朝芳、尹承纲旅各两个团，张义纯师的两个旅，另外是警备旅、特务团等，实力并未削弱多少，李宗仁、白崇禧盼望他们能够渡江取道湘西回到广西去。而胡、陶、夏内部也有人建议“将军队扫数渡江，进驻湘西，与广西联成一气……以待大局之转变，转败为胜”。这是蒋介石预料到的。为阻止胡、陶等部渡江转进，蒋于4月5日抵达武汉当天，便在任命鲁涤平为武汉卫戍司令（未到任前由刘峙暂代）、刘文岛为武汉市长的同时，命令刘峙按原计划攻击前进，务期消灭逆军，以除后患。4月8日，又致电四川刘湘：“能速派一师以上兵力东下更好，但须集中荆（门）、沙（市），截击溃逆，万勿在宜昌停留，使残逆漏网也。”9日，再电何键速命湘西谭道源率所部至石首、公安、松滋一带截堵武汉方面溃军。10日，指令第二路追击队司令官朱绍良、副司令官夏斗寅率所部自天门、仙桃镇向荆门、沙市追击；第一路追击队司令官张发奎、副司令官方鼎英率所部自武汉、嘉鱼溯江而进，不得有误。11日，电令门炳岳率所部会同谭道源阻止桂军渡江南窜。其间，他还采取又打又拉的策略，一面对已经反正的门炳岳、危宿钟各旅长“照委原职”；一面致电胡、陶，声明“此次背叛，罪在李、白，对兄等不加追究，如将所部交所属统领，对兄等行动更不加束缚，居汉出洋皆可”。随即派出行营参谋主任贺国光、孔庚为谈判代表，奔赴荆门、沙市胡、陶军中接洽有关事宜。
在蒋介石的军事、政治压力下，4月12日，程汝怀等人致电贺、孔，表示桂军各部已在荆、宜（昌）停止待命，请速到沙市会商一切，并请转陈蒋介石命令前方部队停止进兵。但蒋介石未加理睬。陈绍宽继续率海军攻击前进，13日在马家寨与桂军展开激战。14日，蒋介石命令朱绍良、张发奎等务于15日占领荆门，17日以前占领沙市。15日，川军刘湘部东出巴东，到达宜昌附近，蒋再电朱、张所部和陈绍宽海军加速西进，以与刘湘收夹击之效。同时命刘湘以重兵扼守巴东，严防桂军西逃；谭道源部限22日前赶至长阳、五峰，阻其南渡。胡宗铎等人走投无路，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表示输诚。16日，蒋指示行营总参谋长贺耀组复电孔庚，桂军须即日退出荆门、沙市，所有部队开至建阳驿、半月山、鸦雀岭等处，接受点验、改编。次日，他踌躇满志地电告刘湘：“胡、陶等来乞降，愿听命改编。彼自愿离队出洋，刻已派员谈判中。我军昨已占领沙洋，荆门亦于今日可占领。已令朱（绍良）师长由荆门出当阳，与庚师在宜昌附近联络矣。”21日，胡宗铎、陶钧、夏威三人联名通电下野，鄂西战事暂告一段落。
鄂西战事虽暂告结束，但蒋介石仍要求各路追击部队对胡、陶、夏所遗桂军严加戒备。29日，他一面电令方鼎英部“暂驻原地，一俟新编各师（指胡、陶桂军）调遣完毕，再行移动，于此休息期间请竭力整顿部队”；一面指示谭道源：“胡、陶、夏已离职出洋，荆、宜各师皆已就范待编，可勿进攻。惟仍须严密戒备，由宜都至巴东一带须择要配备警戒，以防疏虞，并与海军陈（绍宽）司令切实联络。刘湘部唐式遵师长已占领巴东，亦请联络，与其分配警戒任务。”5月3日，蒋介石听说“吕超、潘宜之、戴天民尚在宜昌播弄是非，并怂恿各师入川扰乱”，随即令贺国光“切实查明，并限令宜昌部队将吕、潘、戴等解京惩办”。8日，他甚至电饬刘峙：“鄂西各师移防，限元日（13日）以前开拔完毕，不得延缓，并派队严密监视。如届期不移，则应以违抗命令，用武力解决之。”至于夏威及其所部欲回广西，就更不是蒋介石所能容忍的了。据蒋说“夏威所带军队六团四月廿三日以前本想由宜都经黔东回桂，后经阻止乃夏威始与胡、陶廿四夜同船东下”，并于5月1日到达上海(148)。他还曾电令何应钦以“不著痕迹”，且极为“优待”的方式，与“令其劝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从速离桂出洋，最好不与外人知”的动听之言，暂留夏威于上海，“盖恐其回桂报告鄂情也”。5月3日，夏威行将离沪，蒋电令陈铭枢等人务于香港阻其回桂。在蒋介石的坚决阻止下，夏威及其所部终于未能回到广西。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备战，蒋介石自以为已胜券在握，于5月初正式发动了湘、粤、滇三路会攻广西的第二期“讨逆”作战。湖南何键依据蒋介石的部署，“以主力经永州、全州，径攻桂林，以一部由右翼经西延、六峒、义宁绕攻桂林之侧，一部由左翼经灌阳、栗木、恭城，直取平乐”。其部队被编为四个纵队，以周斓师为第一纵队，“集中新宁、武岗，向义宁”；以刘建绪师为第二纵队，“集中永州、东安，向全州、兴安”；以吴尚师为第三纵队，“集中道县、宁远，向文村、灌阳”；以范石生师为第四纵队，“集中江华、永明，向恭城”；以罗藩瀛师为总预备队，“集中衡州、永州”。5月5日，各纵队及总预备队如期集中完毕，开始分途出击。云南龙云早在4月24日便已决定出师讨桂。5月3日，他命所部分三路入黔，先助李攻周西成，然后向桂之柳州前进。广东陈济棠也于5月6日就任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率所部香翰屏、陈维远、蔡廷锴旅和陈策海军各舰队沿西江西进，集中肇庆，准备进攻梧州。
但是，战争一开始就没有按照蒋介石预设的方向发展。首先，龙云所部滇军就“始终未入桂境”。其次，尽管何键所部如期对广西发动了攻势，却没有出现蒋介石原先所期待的局面：桂军因此“移兵防备湘滇”，粤军趁机“占领梧州，直趋南宁”。原因是桂军这时已与冯玉祥秘密商定了一个联手抗蒋的计划。依据这个计划，冯玉祥的任务是由河南进攻武汉，威胁攻桂蒋介石中央军的后方，而桂军的任务则是“先下广东，剪除牵制，再和蒋氏周旋”。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通电组织“护党讨贼军”（后改称“护党救国军”），自任南路总司令，命附桂粤军“徐景唐部由石龙向广州东部进攻”；桂军“分两路向广州西部进攻”，黄绍竑指挥第一路“由现地经肇庆、三水向广州进击”，白崇禧指挥第二路“经怀集、四会向广州进击”。这一形势，是蒋介石原先没有预料到的，或者说估计不足的。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新形势，蒋介石首先指示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封锁消息，不让外界了解黄绍竑、白崇禧提师东进的真相。5月7日，蒋致电熊说：“两广战争消息，不准各报登载。”接着，为抵御桂军的进攻，他先后两次电示陈济棠，一次是要求陈立即破坏某些失控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如飞机“亦不听命，则请即刻派队烧毁，不可犹豫。军事惟有决心，此时万不能再信政治手段解决，否则反中逆敌缓兵之计也……虎门长洲炮闩，从速拆卸，勿延”。另一次是要求陈密切注意敌军动向，“严防其最险一着，即出小北江，以断粤湘联络之道”，并“巩固内部，凡内部稍有可疑之部队，应从速解决，或至不能妨碍我主力进行。而与逆军隔绝之处，万不可犹豫不决，临时仓猝，反陷其计也。此时我主力，第一，当先肃清内部，第二，在巩固后方。即先占领石龙、石滩，与虎门联成一线，为我根据，以待中央海陆军之增援；一面设法占领惠州。而广州一时之得失，无足重轻，只要能保存实力，则恢复省城绝非难事。李逆（指附桂李务滋部）已占领石龙，则我军更应回兵扫除后方障碍也，此乃上策。次则以陆军一部与海军扼守河口，而以主力向北江肃清可疑之部队，然后应付西北江之桂逆，是为中策。如固守省城，以待东、西、北江逆军之逆军（衍文）来围攻，是为下策。请兄抉择。”此外，蒋介石还指示何应钦命何键根据新的敌情，改变主攻方向，由原先以主力“径攻桂林”，改为“乘虚急袭平乐”。后因何键坚持桂林、平乐方向同时用兵，蒋又亲电何，果断命其“应以一部趋桂林，主力速转向平乐，务于五月十八日以前达到该处后，直趋梧州，并以范（石生）部出连山，向广宁、四会前进”。5月13日，何键所部第四纵队占领平乐，对攻粤桂军后方形成包抄态势。
但是，蒋介石很清楚，从战略全局看，桂军攻粤，即使得逞，也毕竟是局部问题，而河南冯玉祥攻汉则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武汉一失，不但前功尽弃，且湘、粤攻桂各军，也势必腹背受敌，直捣桂巢，焉能有望？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抵御桂军攻粤的同时，同样重视甚至更加重视防冯攻汉这一战略大计，并当即指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前往武汉坐镇指挥。
如前所述，蒋介石原本一直在联冯讨桂，即使有所防范，也是为了逼冯讨桂，但事实上，蒋对冯玉祥又一直很不放心，长期采取既拉又防的两面政策。早在3月1日，蒋为四川内乱，就曾致电冯玉祥，促其率部平川。其真实目的，冯玉祥一看便知，“盖蒋欲本军平川，彼则专力对桂，且恐我与桂合也”。4月初，因“冯、韩……无出兵确期”，蒋介石一面电令何应钦明白告诉尚留在南京的鹿钟麟，请他催促韩复榘“速以主力出武胜关，我第二路正面主力，必待其入关与我切实联络后，方能开始攻击”；一面又命其严加注意冯、韩动向，“瑞伯（鹿钟麟）态度、行动，亦请留心”；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如屯兵石家庄，牵制冯南进。挑拨冯、阎（锡山）关系，以阎制冯。4月7日，蒋电何应钦说：“请百川（阎锡山）兄驻宁之秘书长或参谋长来汉一叙。如徐声钰回京，可将冯与其面谈之计划关于先攻晋一段，与百川兄有关系之人面谈之，使百川兄知冯对其之怀抱也。”可见，冯玉祥斥“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并非凭空捏造。又如扣留外购军事装备之事，4月7日，蒋电示宋子文：“凡在外国所购枪炮、钢铁、飞机等件，非有中正命令，无论其任何机关护照，作为无效。非正式留存于海关，但不明说扣留也。”其实，此举也是冲着冯玉祥而来的，因为他所购的飞机随即便在上海被扣。再如展缓驻济日军撤兵问题，4月9日，蒋电示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人：“接收胶济，须迟一个月方可实行，最早亦须迟至本月杪。其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不可私相授受），否则政府不能负责也。”所谓“接收部队须由政府明令指派”，就是为防止日军撤走后的山东落入冯玉祥之手。此中奥妙，早在3月4日已为人窥破，并向冯作了报告：“日人虽急欲解决济案，惟蒋又恐鲁归我方，故迟延不决，是其过不在日而在蒋也。”倒是冯玉祥不太情愿往这方面想，3月1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八点起，段其澍来，言外间谣诼繁兴，王外长不愿解决济案者，恐鲁省落于二集团手耳。政府果如是，殊不识大体也。”但很快就被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妇人之仁。4月17日，蒋给何应钦连发两电，前电言犹在耳：“如日本不允展期，则请政府以明令责成孙良诚（冯玉祥部属，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接防可也。”后电又到：“前计是被动时万不得已之举，今既可缓和（指日允展期撤退），自当专心平桂也。”“万不得已”才同意孙良诚接防，其防冯之心，显而易见。
在蒋介石的多方掣肘下，冯玉祥自觉再“不可不图生存之道”了。4月15日，他指示秘书长魏书香、参谋长陈琢如：“山东事已如此，可速电路局预备火车，以便运输军队回豫。”25日，电示南京鹿钟麟：“大局不佳，可设法归来。”28日，“电孙良诚速将兵由山东撤回开封”。5月6日，面谕所部“可于夜间在武胜关潜埋地雷，敌来即发，一面深沟高垒，勿使得前”，并请邓飞黄“起草讨蒋宣言”。12日，表示要“通电宣言护党救国”。16日，授意所部将领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榘等发表通电，促蒋下野，并宣称拥护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从而公开挑明了联合桂系共同抗蒋的态度。
随着冯玉祥联桂抗蒋态度的明朗化，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此之前，他的唯一目标是讨桂，敌人只有一个，即李、白、黄桂系集团。因此，不管冯玉祥对讨桂如何消极，他始终坚持以“和缓”为主的单纯防御策略，以免树敌过多。4月13日，他在致何成濬、唐生智的电报中，对此有专门交待：“此时鄂西残逆，尚在荆、沙，其实力未消，桂巢亦未捣，如另树一敌，似不相宜。故决先征桂，而对其余，应至和缓。但我第五路军可陆续移运于石庄以北，务须保持秘密，并不可逾石庄以南一步，军略与政略应须一致。请兄弟（此‘弟’字似为衍字）务照鄙意，不可稍有参差也。”即使冯玉祥决定自图“生存之道”，从山东撤退之后，也仍不改初衷地电示何成濬：“冯放弃山东是恐我方进攻，乃为避战计，决无攻汉之理。此等大事，当有一定方针，请兄万不可如此主张，否则必误大事也。各部不必移动。”并电告朱培德说：“近日鲁孙（良诚）撤军豫西，鹿钟麟亦擅离南京，冯方各种行动，令人莫解。但中（正）只注重政治，决不用武力，以静观其变也。”就当时军事形势与任务而言，蒋介石这一策略无疑是可取的，因为蒋毕竟尚无足够的军事实力，同时应付所有的地方反对派。但是，随着冯玉祥态度的急剧改变，蒋介石的态度也在几天之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5月4日，他致电武汉贺国光、刘峙说：“冯未必用兵，但应准备，速将现已计划武汉临时阵地限期构成为最后防线。次将武胜关阵地侦察，亦筑防御工事，暂取守势为要。”到了5月9日，蒋介石“闻冯决攻汉”，当即要求刘峙对冯所辖河南省的“防御须赶速完备，盖恐其出我不防也”。蒋介石的防冯策略从此便由单纯防御转变为攻势防御了。
为保卫武汉，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遣散已改编为新编各师的仍集结在鄂西长江北岸的胡、陶旧部。他认为：“冯之所以企图攻汉者，以仗胡、陶旧部为之应援也，故必先解决其声援或可消除其野心。”为此，5月9日，他致电驻守沙洋的朱绍良：“冯有攻汉之决心，恐与胡、陶旧部联络。中（正）意如其各该部能如期开动、分散各处，然后再定去留为上。否则必须用武力根本解决之，先清肘腋再对外敌。请兄本此意旨，切实施行。”次日，又进一步要求朱：“刻已令巴东唐式遵部、宣都谭道源部于删日（15日）前切实准备，对宜昌监视。如新编各师不能遵令如期移动，则最迟须于删日一律缴械。请兄督促缪（培南）、夏（斗寅）各师，并确定日期，共同进剿，以免参差。倘其移防经过荆门、沙洋时，亦应临机缴械，不使其窜豫也……万一正在进荆，而尚未解决以前，冯方先来攻汉，则兄亦督促各部先消灭胡、夏残部，然后与武汉夹击其攻汉部队可也。”同时指示夏斗寅：“新编各师确与冯方沟通，约期攻汉。如其果不遵令移防，则速照逸民（朱绍良）兄计划切实施行。否则彼方以乡谊来联，恐陷其毒计，请兄严防而解决之，以免贻两湖后患也。”5月12日，何应钦到达汉口，依据蒋介石的指示，随即“召集各师长会议”，诱骗胡、陶旧部新编各师长赴汉与会，由豫接密令“可不必到会”的谭道源、方鼎英等人趁机将其所部全部遣散，从而彻底解决了鄂西胡、陶旧部对两湖的威胁。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指示所部必须对河南实行攻势防御，积极做好对豫作战的准备。由于当时鄂西胡、陶旧部尚未全部遣散，他再次强调该计划必以解散胡、陶旧部为先决条件，以免冯部占领襄樊，联合胡、陶旧部，攻我武汉。5月11日，蒋致电何应钦等人说：“闻四日前信阳集中兵力有四师之众，现在未知去向，其必开往南阳、唐县无疑。证诸李纪才报告，更可确信其必逼近襄樊，或占领襄樊，使鄂西胡、陶旧部发生变化，然后进取武汉，或其占领襄樊后，先派一部压迫荆、沙，与胡、陶残部会合，再攻武汉，故我军对此必先解决胡、陶旧部为惟一要着。”对刘峙所部“正面武汉主力”，他认为宜“固守孝感、应山之线，暂取待机之势，不宜到花园以北。但如其武汉胜关守兵不多，则我军可派遣一得力部队占领之，然主力应仍在孝感也”。他电告何应钦等人：“刻已令第五路移驻济宁，方（振武）部移驻徐州，刘镇华及晋军三师集中石家庄、顺德，约哿日（20日）前可以集中完毕，以时间计之，或尚能策应，武汉不致失机。”为有效防止冯玉祥“果先攻鄂”，他认为“第五路应由津浦路运至徐州入陇海路较为敏捷”，因此，他要求何应钦等人将“武长路之钢甲车速运来津浦路候用”，“并令李纪才将襄樊各路汽车速集中花园，勿稍留滞”。
蒋介石防冯进攻武汉的第三个措施是收买冯玉祥部将为内应。早在4月10日，武汉刚刚克复，蒋介石就在汉口召见过韩复榘。据冯玉祥说，蒋召见韩时，“张口向方（韩复榘），闭口向方，且用种种手段以牢笼之，宜其视蒋待彼为亲，而余为疏也”。5月8日，冯玉祥攻汉风声骤起，蒋介石立即电示贺国光、钱大钧：“请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慕尹（钱大钧）电约石友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十万元为饷项，并问其冯近日计划与行动。详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可由中央负责领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或反攻逆军之动作也。”或许蒋介石自己也觉得如此要求石友三，未免过于性急和不顾后果，因此，紧接着又补发钱大钧一电，表示宜嘱石友三不可过早暴露自己。他说：“石友三派李明志来京接洽，刻已派其回汉见兄，请托前任石部秘书现为总部参议某君，与李同访友三，并再接济其五万元，由经理处领支可也。嘱石将冯之最近计划与命令抄寄报告，并嘱其久驻南阳，非至其长上有反抗中央命令时，不可露泄其真实之举动，盖过早恐于大局反不利也。此意应口授，不可形诸文字。”蒋介石这一招还果然屡试不爽，5月22日，韩、石二人便通电“拥护中央”，给了冯玉祥重重一击。仅仅过了五天，5月27日，冯玉祥即宣布下野，这已是后话了。
当然，冯玉祥对蒋介石的心思也是一清二楚的。4月23日，他就对人说过，蒋介石在“设计谋我”。后来，又进一步指出：“蒋氏视我军为心头之患，眼中之钉，处心积虑，必消灭之而后快。”至于怎么“设计”，怎么“处心积虑”，他解释说：“蒋令晋阎出兵豫西，刘峙直捣汴、洛，又利用杂牌军队攻我南面，是对我军取包围法也。”这一观察与前述蒋介石的防冯部署大体不差。也正因如此，冯玉祥虽表面上与广西李宗仁等人遥相呼应，令所部通电拥护其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但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枪，并无攻汉的实际行动。相反，为了自保待变，自4月28日起，他便命令所部“为本军计，当退守潼关以西”，以免“后方有危，为人所乘”。所谓“后方有危，为人所乘”，指的就是“晋阎”即阎锡山“出兵豫西”。5月1日，冯又指示魏书香：“我军将石友三部四师，驻扎紫荆关，留一师或两师驻武关。陇海路部队可尽移陕、甘……如此布置，关外无事，则埋头训练，兼事屯垦，一旦有事，则率领数十万健儿，直捣中原，必为无敌之师也。”到了5月15日，更命令豫南韩复榘、张允荣部炸毁武胜关隧道及附近桥梁，脱离武汉前线，全军收缩西撤。
随着冯玉祥全军西撤，武汉形势缓和，蒋介石迅将注意力转向两广战场。当时，粤军李扬敬、香翰屏部及海军中山、江大等舰正在广东清远、芦苞一带，与白崇禧亲自率领的吕焕炎、王应榆、黄旭初部对峙。5月18日，陈济棠下达总攻击令，命香翰屏部沿广三路进攻，陈章甫、李扬敬部直逼芦苞，海军各舰自马口发起攻击，戴戟部及教导队向军田增援。21日，粤军大获全胜，先后收复芦苞、白泥、大塘、清远等地，桂军损失数千人，王应榆被俘，黄旭初受伤，残部向四会溃退。与此同时，何键也命令各纵队协同粤军夹击梧州。为增援粤军，5月19日，蒋介石命令李明瑞、杨腾辉率所部两师南下，先后于25日和28日从湖北经上海海运抵达广东。30日，李、杨沿西江挥师西进。6月2日，与湘、粤联军共克梧州。6日，李明瑞在梧州就任第八路军副总指挥，拒绝接受黄绍竑、白崇禧所派代表请其收编黄、白桂军的要求。12日，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17日，俞作柏命李明瑞等人三日内攻克桂平。18日，各部开始总攻，李明瑞、杨腾辉部由藤县攻江口，范石生、许克祥部由大湟山绕攻桂平之侧，海空军也投入战斗。桂军不支，纷纷请降。23日，李、杨进入桂平。白崇禧、黄绍竑自知大势已去，随即将残部交吕焕炎、梁朝玑统带，先后取道龙州、越南，逃亡香港。27日，李明瑞部占领南宁。7月15日，俞作柏在南宁宣布正式成立广西省政府，就任省政府主席之职，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以夺取桂系根据地广西为目标的第二期作战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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