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转股的国际标本与参鉴】“去产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系统中，庞大的债务处理恐怕是最为棘手的难点，也是最令外界关注的焦点。而一个客观事实是，以煤炭、钢铁、有色、水泥等为代表的国内产能过剩行业的债务80%以上表现为对银行的负债，因此，按照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本轮中国“去产能”所引起的银行业不良资产叠加额将达到9.3-11.6万亿元，而在目前银行业已然存在1.3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的生态中，新增不良贷款很可能成为压倒银行的“最后一根稻草”。
“去产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系统中，庞大的债务处理恐怕是最为棘手的难点，也是最令外界关注的焦点。而一个客观事实是，以煤炭、钢铁、有色、水泥等为代表的国内产能过剩行业的债务80%以上表现为对银行的负债，因此，按照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本轮中国“去产能”所引起的银行业不良资产叠加额将达到9.3-11.6万亿元，而在目前银行业已然存在1.3万亿元不良贷款余额的生态中，新增不良贷款很可能成为压倒银行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资本并购、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债务重组路径化解银行的坏账压力就十分严峻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其中分量最重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债转股。
债转股就是将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化为股权，在化解银行坏账核销压力与抑制不良资产突升的同时，也使得企业卸下还本付息的债务包袱从而赢得转型与重生的可能。从国际上看，最早的债转股应当是上个世纪经济大萧条的产物，当时为了阻挡股市的崩溃与经济的颓废，意大利政府将企业无力归还的贷款转化为银行对企业的股权，并在此后成立了伊利亚控股公司，由其购买银行持有的企业股权，对这些企业进行重组，重组成功后，再把企业卖给私人。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巴西、智力和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遭遇了严重的外债危机，作为一种对冲手段，这些国家的政府允许外国企业以一定的折扣率购买作为企业债权人银行的债权，之后外国企业到该国中央银行将此债权换成当地货币，继而购买企业的股权。通过债转股，拉美国家不仅成功吸引了外国资本，而且帮助银行摆脱了非经营性债务所带来的负担，同时控制了外债的增长速度。据悉，债转股一举使拉美国家的对外负债余额在前后10年中仅增长了4340亿美元。
充当了拯救拉美国家外债危机的“白衣骑士”后，债转股在60年后又回到了欧洲本土。伴随前苏联的解体，出于私有化的目的，俄罗斯、保加利亚、乌克兰、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国都开展过债转股的实践，它们或者将国内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为股权，或者允许外国投资者从银行购买对目标企业的所有权证然后转化为股权，或者将国内企业对外资的负债转为股权。因此，债转股在中东欧国家不仅是一种债务管理的手段，更是一个私有化的重要工具。不过，同一个10年中，韩国政府开展的债转股则完全聚焦到了企业债务处理问题上。为了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迅速走出来，韩国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倡导与推动了五大财团的债转股，只是鉴于实际进行的债转股仅占全部债务总额1%左右的现实，韩国政府采取了市场化的策略，即政府只做外部协调，由债权人和债务人自主协商债转股的实施。据悉，历经10年，韩国五大财团才完整债转股与产业重组。
最新一次债转股的实践应当是金融危机中美国财政部对国内三大汽车厂商的救助。当时，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先后向法院申请了破产保护，作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财政部联手国外政府和私营机构先后向汽车及相关行业提供了共约800亿美元类似债转股的资助，最终，美国财政部分别获得了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60%与2%的股份，同时加拿大政府也获得两家企业各自12.5%和8%的股份，另外还有汽车工人协会与其他债权人也持有一定的股份。而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原股东不再持有新公司任何股份。由于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了汽车行业的股权重组，退出时美国财政部最终付出的成本只有93亿美元，而且一年后新的通用、克莱斯勒和福特均开始实现运营利润。
不难看出，国际上的债转股都是不同国家针对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所推出的一种非常规应对手段，因此更多的是政策性债转股，少部分是商业性债转股，而二者同时并用的几率也比较高。商业性债转股一般是指，公司发行可转债在符合条件下的债转股，私募基金或全能商业银行在债权收益偏低而风险相对不高情况下的债转股，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或陷入困境时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进行的债转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时进行的债转股等等。
为了助力国有企业脱困和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我国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地推行了债转股。资料显示，此轮债转股处置了商业银行约4000亿元不良资产，占比三分之一。不过，虽然债转股仍然可以作为一项政策工具选项，但其所面对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经营生态已不可与十五年前同日而语。一方面，我们没有当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国际需求和城镇化带来的房地产国内需求双重机遇，政策性债转股效应很难再现；另一方面，国内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普遍出现全行业或不同程度地亏损，并集体进入下行周期，商业性债转股的投资预期也并不乐观，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接纳债转股的内在动力减弱，或者说未来商业风险与投资不确定性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面积强推债转股，银行极有可能被动地给拉下水，并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除了1.3万亿元存量不良贷款规模外，我国商业银行还存在着2.9万亿元的关注类贷款，而且不良贷款与不良贷款率出现了双升势头；另外，银行的自我盈利能力也日趋削弱，去年16家上市银行合计实现净利润仅1.27万亿元，银行业绩增幅不足10%，其中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业绩增幅均不足1%。在自身已陷经营困境的情况下，银行能够通过内部盈利而分流债转股的压力之功已然脆弱。而且去产能所引发的不良资产规模叠加显然已超银行自身疏解的能力范围。也正是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预测报告中提醒，中国开展债务股需要审慎备至。
在我们看来，债转股不宜在银行大面积推行，而应当侧重于煤炭、钢铁、有色等重化工行业的龙头企业，对此，国家可设立重点行业并购重组基金，委托具有经验的专业机构管理，扶持那些发展前景良好、管理规范的骨干企业开展债转股，在此基础上促进行业整合，并达到优化行业结构和去产能的效果。同时，债转股需要更多地借助市场化的力量，即依靠商业性债转股进行债务重组，政府只是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由债权人和债务人自主完成。另外，对于“僵尸企业”，绝对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将其纳入债转股的范围，只能让其通过破产重组以及资本并购等方式退出市场。
必须明确，作为债务重组的重要选项，在实施债转股方案的同时，不良资产证券化应该多元化。目前，我国除了华融、东方、长城和信达四大中央级资产管理公司(AMC)外，还有10多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根据AMC的运作模式，商业银行打包出售不良资产给前者后，AMC会采取追偿债务、对所购资产进行租赁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重组以及债转股等方式进行处置，而且金融资管公司是“逆周期”产业，越是在经济下行期，通过经营不良资产获得的利润也越大。故此，应当通过采取减免税收、中央财政贴息等手段让国内共20多家AMC参与到对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过程中来。另外，商业银行也可建立“坏账银行”子公司主动剥离不良资产，同时政策还要鼓励与支持投资银行、私募基金、民间资本等非银金融机构深度加入和融入到不良资产处置的市场之中。
(责任编辑：DF307)
标签： #山东高顺债权资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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