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冷国文 摄）
张家德（1913－1982），内江市威远县镇西人，中国当代著名建筑师，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精于设计又通晓结构，以擅长民族建筑设计闻名于世，其设计的作品知名度属一流。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张家德设计建成的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原西南军政大会堂）气势磅礴，成为今日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与伦敦大学合编的《比较建筑史》1987年第19版首次载入新中国当代著名建筑物43项，其中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及建筑设计师张家德名列第二项。
天资聪颖离乡求学
1913年，张家德出生在威远县一个乡村教师家里。虽然家境贫寒，但父亲对张家德的期望却很高，从小对张家德严加管教，所有知识倾囊相授。张家德也从未辜负父亲的殷切期盼，从小勤奋好学，立志长大后报效祖国，4岁就学会千字文，6岁开始背写《唐诗三百首》。
9岁那年，张家德被父母送往荣县投奔堂哥张家和，并进入荣县县立小学读书。
《内江文史》第30辑中，张家德子女在《回忆我们的父亲张家德》一文中提到，因为张家德从未学过算术，只得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在班上算得上年龄最大的、个头最高的，又加之从乡下来，常常被同学们嘲笑为“乡巴佬”。但因为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很快便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再到五年级。“那些曾经嘲笑过他的小同学们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尊敬他了。”
中学毕业后，张家德考上了国立成都大学的预科生（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此时，其堂哥张家和在成都一中学担任国文老师，收入微薄，很难支撑张家德继续求学。
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张家德白天上课，晚上就帮助老师批改作业，偶尔去夜校兼职，或者做家庭教师、拉黄包车。寒暑假，张家德就在建筑工地当水泥工、钢筋工。
但仅靠打零工挣的钱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当时的成都大学对学业优异的前几名学生给予奖学金，张家德依靠这份奖学金，将学业坚持了下来，并在1930年9月凭借第4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
大学期间的张家德每天很早就起来背诵英语，在主修建筑设计之余，他还兼修结构设计，他认为，我国的民族建筑艺术这块东方瑰宝唯有与西洋钢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紧密结合才能产生新的突破。到了晚上或者节假日，张家德必须打多一份零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由于没有多余的时间与大家玩乐，他常常被人称作“清教徒”“苦行僧”。但付出终究有回报，他的两门专业课都取得优异成绩，于1935年7月顺利毕业。
为了报效国家，他留在了当时的首都南京，两年多时间，他承担了军事学校、南京市区新村等七十余幢楼房工程的设计，其中南京国民会议堂的设计使他荣获全国建筑工程师第四等奖状。
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张家德在1937年怀着失望的心情从南京回到四川。
张家德（毛建威 供图）
高烧导致终身耳聋
在成都，张家德设计了中央大戏院、沙利文舞楼、聚兴诚银行等建筑物。在检查聚兴诚银行工程质量时，一场大雨让他患上急性肺炎，高烧退去的那天清晨，除了耳里的轰鸣，他发现自己听不到其他声音。
“啊！”他发出了第一声。
“怎么没有声音？”他大声喊出第二声。
“我耳聋了吗？我耳聋了！”他急得从病床上跳起来，这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从此终身耳聋，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1939年，张家德从成都去往重庆，那里有他的亲戚和朋友。因为耳聋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不便，张家德有了成家的想法。当时追求张家德的女孩中，有位建筑承包商的女儿名叫黄曼丽，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能歌善舞，她深深地打动了张家德的心，但张家德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一位能跟自己同甘共苦、任劳任怨的妻子。他忍痛拒绝了这位女子，并在1940年与同窗好友的妹妹余伯琴结婚，而后生下了10个孩子。
在重庆，因为当时战火连连，不少建筑成了危房，张家德成立了重庆迦德建筑事务所，专门从事抢修和重建。抗战胜利后，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百业萧条，张家德只设计了重庆陕西街建设银行总行内江分行等少许建筑。
新中国成立后，重建重庆成为当务之急，张家德当时在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任职，每天早出晚归，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为重建工程和军政部门工程做了大大小小几十项设计。
不眠不休绘制彩图
1951年春，西南一级政党群机关经常苦于没有能容纳较多人数的集会场所，而且在招待外宾和过往负责干部的住房上，也常常感到困难。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位主要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拟在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庆市内建设一座可容数千人开会的大会堂及附设招待所。该决定以文件下发到重庆地区的各设计部，西南建筑公司也收到此文。
但因为公司内一些人对张家德的排斥，他到6月上旬才得知此消息，当即向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主任作了汇报，不久，主任决定由张家德代表西南建筑公司设计部向市建筑口呈交大会堂设计方案。
经过十几个通宵达旦的努力，在一幅高1.63米、长3.91米的图纸上，《西南军政大会堂彩绘图》呼之欲出，大会堂屋顶采用Dome 方案，即圆形钢屋顶结构，并在其上以附加木屋架营造出天坛屋顶的外形。这在中国建筑史上从来没有过。
1951年6月底，各设计单位将自己的方案图挂在重庆市政府建工口展厅。人们先是惊叹张家德的方案图画得宏伟壮丽，继而又怀疑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这哪是设计图？这是广告画！”“出风头，哗众取宠！”审定方案当天早上，张家德因工地有事未曾到场，下午回到展厅，才得知自己的图在审定之前就被人取走，最终他在展厅后堆放过期展品的地上找到那卷图。那天，上级对挂在墙上的方案均不满意，因此，对采用哪个方案仍未审定。
7月初的一个傍晚，负责这项工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段云在某建筑工地散步，遇见张家德带领组里几个年轻人检查施工质量。他从几位年轻人口中得知张家德的不公平遭遇，当即要求张家德带图到行政区办公厅。
当晚八点半，张家德带着图纸来到行政区办公厅，妻子徐伯琴随行做笔录。看到图纸后，段云先是一怔，随即称赞：“庄严、雄伟、气势磅礴，太难得了！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大会堂，这正是我们要建的大会堂！”随即用电话向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军区司令员贺龙作了汇报。
九点半，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接见了张家德夫妇，看到设计图后，三人一致地连声说好。张家德一面看妻子徐伯琴的笔录，一面回答首长的问题，他将大会堂圆顶的盖法以及面临的困难一一作出解释，还列举了几个类似实例，直到半夜十二点，张家德夫妇才回到家中。
不久，西南行政委员会作出正式决定，西南军政大会堂采用张家德工程师的设计方案，并任命其为工程处总工程师，负责主持大会堂工程设计和施工。
1951年8月初，张家德从西南建筑公司调到军政委员会工程处，正式主持大会堂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重庆人民广场的张家德雕像（冷国文 摄）
生活艰苦作风朴素
西南军政大会堂将建在重庆学田湾马鞍山，这是由土和岩石各半组成的小山，建设大会堂第一步就是将小山削平，200余名工程兵和十余辆推土机以及几百名劳改犯是这次工程的主力军。
修建大会堂期间，张家德每天都会到工地各个角落巡视进度、指导施工，同时开始着手大会堂及其配楼的设计工作。1951年8月，他从西南设计院和重庆大学等单位找来8名学生，倾囊相授。
虽然是建筑专业毕业，但不少学生对古建筑结构艺术十分陌生，张家德从家中搬了一大堆书给他们学习。因1949年9月2日，国民党反动派放火烧毁了重庆许多房屋，也烧光了张家德十几年积累的宝贵资料，这些书本都是他后来从旧书摊上淘来的，十分不易。
当时的张家德已经有了8个孩子，生活本就十分困难，但他仍然视书如命。为了给几位年轻人找到最初级的书籍，他两次上街打听。因为耳聋带来诸多不便，第二次，其大儿子张开源也跟着去了。据张开源回忆：“记得那天早上，我们只喝了点稀饭就上街了，先去了几家旧书店，上坡下坡，走了很多路，也没有找到需要的书。
几经打听，一位老板提供了一个落魄的营造商的家庭地址。最后在这位营造商的家中找到了一本讲授古建筑构造常识、专供木工入门的旧书。父亲掏光了衣袋里的钱，如获至宝买走了这本书。这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肚子饿极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缠着父亲，央求他给我买两块路边烙烤的‘印斗糕’，每块只要一百元（旧币，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但无论怎样央求，他也舍不得花两分钱买，当时我才8岁。”
而段云在《深深怀念老友张家德》一文中也提到，“我去过他的宿舍，他家七八个孩子，挤在一张破床上，只盖了一张破棉被。张本人则斜倚在破沙发上，身上卷着从办公室借来的破地毯，就这样过夜。”
一丝不苟主持工作
张家德一边寻找书本给年轻人补课，一边着手设计穹顶结构，他研究用钢结构、网络构成，36根柱子的柱顶撑起钢架，只用3英寸角铁，交叉结线，最后收顶。但当时，大会堂的穹顶网架在中国的建筑史上从未见过，这让几位青年助手有些不安，甚至当众质疑张家德。
段云得知此事后，找每位学生都谈了心，请他们相信经验丰富的张家德，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9月，张家德收到一份记录着世界上仅有的几个钢穹顶计算理论和实例资料，顿时爱不释手，他把这8开本的资料分成32开本，利用每一个间隙读。两个月的时间熟读了整本书。
在繁忙的工作下，张家德得了严重的胃病，在1952年元旦，他发现自己的大便像沥青色，有人告诉他是胃部出血了，但他仍然坚持到第三天，几乎虚脱昏迷之时，才被送往医院，输了400CC的血液才脱离危险。
1952年春节后，张家德带着助手对钢网架穹顶进行第二次计算，一连奋战二十多天，计算完毕后，立即赶画钢结构施工图，常常工作到深夜。
到1952年4月，绘制钢穹顶网架施工图的主要部分结束，张家德与助手黄智民、蔡绍怀等人着手准备实物实验。他将正式施工图的比例缩小，做成了一个直径1米多的大会堂钢穹顶半球形钢网架仿真模型，并进行了实验。在十多天的实验中，实验荷载值已经是计算荷载值的3倍，但是模型一点也没有变形，事实终于证明大会堂钢穹顶设计的正确性，所有人都激动万分，钢结构施工图可以完全交付施工。
建设中的大礼堂（毛建威 供图）
同年5月，削山平地工程已完成大部分，中旬，工地进入了大会堂的基础施工，6月，设计工作进入后期，主要由技术员绘制厕卫间、檐口等细节样图，张家德只需把关审图了。
张家德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工地上，配置混凝土的砂、石、水泥是否按重量比严格过磅了，砂中含土量是否偏大……一旦发现问题，他就将技术员叫来，苦口婆心强调确保质量的重要性。因他耳聋，生怕别人听不清他讲的重要性、危险性，每次说话声音都很大，工地上的师傅们对他又敬又怕，当他一出现在工地上时，工人们便亲切地打招呼：“聋子老总来啦！”
1953年初夏，张家德在工地上被一块砖头砸中头部，血流满面，当场昏迷，休息了两天，第三天他就又去工地巡视。因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工作上，对家人的关怀就少了，难免被家人抱怨，但因为他的敬业，孩子们逐渐理解了他。
1954年年初，大会堂主体竣工，4月，正式将大会堂命名西南行政委员会大礼堂并交付使用，1955年，更名为重庆市人民大礼堂。
历经折磨坚持信念
1954年初夏，张家德奉命调去北京工作，并在1958年担任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副总工程师一职，先后参与设计了大型体育场、国庆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等。
在北京最初的几年，张家德每天都在思考着如何用新建筑物装饰北京街头，他想以天安门左右两侧长安街为建筑场地，用笔将心中的构思画出来，“虽然现在国家还比较穷，拿不出太多钱造房，但总有一天，国家会富起来，人们对住房、办公、购物、娱乐的要求会高起来，外国到中国来投资、开银行、办工厂会多起来，因此需要各种大型办公楼、商场、剧院、住宅等。”张家德子女在《回忆我们的父亲张家德》一文中提到父亲曾经说过的话。
每天，张家德都在如痴如醉地思考每栋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外观造型以及每一栋的结构形式。思考后再画出来，将这些图裱在纱布上，一共五卷，每一卷将近二十米。
1966年，张家德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污蔑为反动学术权威，接受造反派漫无修止的批斗。在这期间，他曾被监禁起来，睡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地上只铺了一张草席，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甚至开始研究起高层建筑。
1978年3月，张家德被平反，根据邓小平批示和国家建委的安排，他被调任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室副总工程师、一级高级工程师。国家建委副主任韩光、建研院院长闫子祥、袁镜身等人询问张家德有何要求，他的第一句话便是：“请给我工作，请马上给我工作。”袁副院长对身体瘦弱、手拿哮喘喷雾剂的张家德说道：“吃了不少苦，年纪也大了。具体事少管些，多写些书，著书立说吧！”但张家德激动地表示：“我还能再干几年，我还要再干几年，请尽快给我工作！”
日夜加班视图如命
此后，国家旅游总局需兴建国际饭店，张家德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坚持工作，到南京、苏州、无锡、广州、上海、青岛等地实地考察，夜深时分，他常常一边喷着喷雾剂，一边整理当天的资料。
这期间，因为急性气管炎突发的肺气肿，张家德多次昏迷并被送往医院，但他总是不肯多住几天院。1979年9月，在张家德等人的努力下，地下3层、地上38层的国际饭店总体方案获得通过。
1979年10月，大家转入正式设计和施工图绘制。1980年，因种种原因，国家对基本建设大量压缩。同年4月，国际饭店拟建项目暂时取消的通知书送到张家德手中，捧着这份通知书，他的双手在颤抖，他始终相信：“旅游总要发展，房子总需要盖，取消只是暂时的，经济总有一天会好起来！”
在这样的期盼下，张家德坚持每天注射氨茶碱、青霉素或庆大霉素，他的臀部除三角区以外，针眼密布，肌肉结成了硬块，到后来几乎找不到下针的地方。工程下马后，他曾因炎症多次昏迷，醒来后天天在附近游泳和散步，以求延续生命，能看到国际饭店建成的那天。
事与愿违，张家德的病情越来越严重。1982年5月中旬，他的肺心病再次复发，然而他仍然坚持在16日、17日连续上班，19日，因为病情急速恶化，只得卧床在家。
当天晚上，他一边吃药一边对请假在家照顾他的小女儿战光说：“爸爸还能再活十年吧！”
“能。”战光点头。
“邓小平还能再活二十年吧！”
“能，能！”战光再次点头。
“那好，等我病稍微好一点，我就给邓副总理写信，请他批准把建国际饭店的钱拨下来。钱一拨下来，这个工程的施工要由我来搞！”
20日早上，张家德的病情再次恶化。早上9点钟，其大儿子张开源等人陪同母亲将张家德送往医院，此时的张家德已经进入了半昏迷状态，但他嘴里还喃喃地说着：“图……图……我的图！”
这是大家第十一次将昏迷的张家德送去抢救，然而，这次张家德病情并未缓解，他缓缓睁开眼看了看自己的家人，然后缓缓闭上了眼睛。到上午11点30分，张家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伟大的建筑工程师带着未建成国际饭店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69岁。(全媒体记者 李静)
（本文的采写得到内江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毛建威和威远县史志办冷国文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内容来源：内江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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