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圣俞诗集》序
作者：【宋】欧阳修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1]，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馀年[2]。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3]，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4]！”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已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注释：
[1]荫补为吏：梅尧臣少时应进士试不第，不能授官，以其叔父翰林侍读学士梅询荫，任河南县（宋西京河南府首县）主簿，乃职品甚低之佐吏。朱熹《建宁府建阳县主簿厅记》：“县之属有主簿，秩从九品，县一人，掌县之簿书。凡户租之版，出内（纳）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勾检其事之稽违与其财用之亡失，以赞令治，盖主簿之为职如此。” [2]困于州县凡十馀年：梅尧臣后又调任河阳县主簿，建德、襄城县令，监湖州盐酒税，佥书忠武军（许州）、镇安军（陈州）节度判官等，皆州县佐职。 [3]宛陵：宣城旧称。 [4]王文康公：王曙，字晦叔，宋仁宗时官至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卒谥文康。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载：“王文康公晦叔，性严毅，见僚属未尝解颜。知河南（府治在今洛阳）日，梅圣俞时为县主簿。一日，袖所为诗文呈公。公览毕，次日，对坐客谓圣俞曰：‘子之诗，有晋宋遗风，自杜子美没后，二百馀年不见此作。’由是礼貌有加，不以寻常待圣俞矣。”
赏析：
宋初诗文革新运动中，梅圣俞是欧阳修志同道合的挚友。欧阳修对梅诗非常赞赏和喜爱，屡加褒评。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他为梅诗初次结集而写下这篇序言的主体部分。仁宗嘉祐五年（1060），汴京大疫，圣俞于四月间病逝。次年，欧阳修亲自为梅诗整理编撰成书，并续完此序。
文章开头难，也最易见功力。俗话说：文章好开端，成功已一半。确有道理。优秀的古文名篇，发端总是精心结撰，气象万千，振起全文，开合自如。本篇第一段，即是工于发端的一个范例。
这一段的成功，首先在它提炼出“穷而后工”这样一个千古独创的命题，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类似的意思，前人也有所表述。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唐韩愈《荆潭唱和集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等都是，但都不如“穷而后工”这样言简意赅，清楚明白。
欧阳修推出这一命题也极具匠心。他并不急于求成，一泻无遗，而是针对世情，从容曲折。文章先引述一个似是而非的世俗论调“诗人少达而多穷”作诱饵，慢慢引钓，以求大鱼。世俗所见，因为写诗，所以使人穷，唐代大诗人杜甫甚至愤懑地慨叹“文章憎命达”。“夫岂然哉”，用反问句作顿挫，妙在疑似之间，而实际上已隐含否定之意，含蓄有力。接着一句：“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写得扑朔迷离，似乎在为世俗论调作辩解，肯定其是；其实是妙语双关，为展开论述奠定根基。
论述伊始，作者用“凡”字总起，可知是考察和综合了大量诗歌现象的结果，并非一知半解或以偏概全，显示了论述的深广度。“穷”的标志是在政治遭际上的不偶，而非生活境况上的困苦——那叫做“贫”。《孟子·尽心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说得很清楚。当然，政治“穷”与生活“苦”，往往是一胎孪生子。所以，栖身草野或困于州县做小官，都属于不得志的“穷”。穷者为什么能“写人情之难言”，而且愈穷愈工呢？因为他们具备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内心有忧思感愤，喷薄倾吐为快；外见充满生机的自然万象，尽可寄兴托意。因此，在这形象思维的沃土上，穷者能“兴于怨刺”，创作出大量优秀篇章。这样的例证，历史上可以举出许多，屈原是最典型的。他的不朽长诗《离骚》，就写于被放逐以后。所以梅圣俞《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说：“屈原作《离骚》，自哀其志穷。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如果屈原仕途得意，青云直上，岂能有《离骚》？文章在论述了“愈穷则愈工”的道理后，最后用两句作一收束：“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水到渠成，点出世论之误；“殆穷者而后工也”，揭出千古名言。
这一段的成功，还表现在它统摄全文，是后面展开叙述和议论的灵魂，牵一发而能动全身。没有这一段，后文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黯然失色。本文的主角梅圣俞在此只字未提，好像不着边际，然而联系下文细加吟味，方知此段议论处处影射圣俞，并非泛笔。点题而不着痕迹，确是文家上乘笔墨。
第二大段紧承上文，正写梅圣俞其人其诗。第一层承“穷”，第二层承“工”，第三层感叹其“穷而工”。
叙写梅圣俞的经历，用笔简练而语带感情，其侧重点在反映其穷。从“少”开始，到“年今五十”，其中不少时间词，概括了梅的仕历，屈身佐吏，沉沦下僚，长达近半个世纪，确是“穷之久”。“辄抑”、“困于”、“犹从”等语，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平与同情。“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这一句上结其穷，下启其诗，并与首段“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相照应，相当巧妙。
梅圣俞诗之“工”，文章从多角度予以反映。首先写他从“童子”开始即有诗才。接着用其文陪衬其诗。“简古纯粹，不求苟说（悦）于世”，补出了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的原因。梅圣俞“学乎六经仁义之说”，满腹经纶，但不愿阿附世风，不以浮艳柔靡的文字去猎取功名。这句赞其文风之正，人品之高，很有分量。而“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又深深叹惜，也包含着对主考官无识的谴责。接着写他诗的内容是“不得志”，扣住“穷”字。其数量，则“于诗尤多”，又为下文三、四两段的编诗张本。最后写世人对其诗的推崇。前面“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是概写，以见广度；再用王文康公语作赞，是特写，以见深度。有点有面，极写梅圣俞诗之“工”。诗虽工，世虽知，竟未得其用，“未有荐”、“不果荐”两句感慨系之，由此引出下一层的议论和抒情。行文细针密线，极具匠心。
第三层就“穷”和“工”在梅圣俞身上的体现兴发感慨，写得有波折。“若使”这一长句是虚写，作者希望两全其美，即梅圣俞既能在朝廷做官，又能写歌功颂德的“雅颂”诗。但是在道理上有矛盾，即诗人倘不穷，又安能工诗？清代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按语就说：“果其进于朝，工于铺陈功德，恐无传世行远之作矣。”其实这个道理，欧阳修何尝不知！他在《薛简叔公文集序》中说：“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烈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欧阳修的内心，只是殷切期望老友能脱穷得达，其目的如文章开头所说，是士“蕴其所有”，当“得施于世”，以实现其“致君泽民”的抱负，若不凭借一定的权位，就难以展其长才。为了摆脱“穷”，宁愿牺牲这个“工”，所以只要“得用于朝廷”，然后去写些歌颂大宋功德的诗也是“岂不伟欤”的。但看来也未有“得用”的可能，所以这只是虚设一愿，从反面加强对其“不达”的愤叹之意。“奈何”句陡一转折，是实写，回到无情的现实，梅圣俞终究只能写“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穷者之诗！这感情上一扬一抑的对照，把无奈和惋惜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最后一句“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用“工”、“穷”、“惜”三字总束第二大段，又密切照应了首段，文情妙绝。
三、四两段写对梅圣俞诗编次的情况，谢景初编之于生前，欧阳修编之于殁后。两段不仅反映了梅圣俞诗作之多，更表达了欧阳修对他的倾慕和哀痛心情。“嗜”、“遽喜”、“辄序而藏之”、“哭而铭之”、“索”、“掇”等动态词的运用，准确生动，而且一往情深。前人曾论“此篇是欧公最作意文字”，就其全篇感情之深、结撰之精、下语之警而言，实为笃论。
欧阳修文章与韩愈深有渊源，这篇可作显证。韩愈写过一篇《送孟东野序》，也是就诗兴感。写作的对象孟郊是“善鸣”而不得志的人，韩愈希望他得志，以“鸣国家之盛”，不希望老天“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欧阳修在本篇中表达的对梅圣俞的感情和希望，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韩文称“不平则鸣”，欧文谓“穷而后工”，两语同富有创造性，堪称工力悉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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